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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8日，某研究所委托招标公司就案涉宿舍项目公开发出投标邀请。2021年7月28日，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招标公司发出《投标文件》，表示对招标文件无任何异议，愿意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服务。2021年8月1日，招标公司向物业管理公司送达中标通知书，确定物业管理公司为中标人。2021年8月11日，研究所向物业管理公司致函，要求解除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中标关系，后续合同不再签订。物业管理公司主张中标通知书送达后双方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研究所应承担因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研究所辩称双方并未签订正式书面租赁合同，仅成立预约合同关系。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合同法律关系成立角度，招投标程序中的招标行为应为要约邀请，投标行为应为要约，经评标后招标人向特定投标人发送中标通知书的行为应为承诺，中标通知书送达投标人后承诺生效，合同成立。预约合同是指约定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来成立本约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从该条可以看出，中标通知书发出后签订的书面合同必须按照招投标文件订立。本案中招投标文件对租赁合同内容已有明确记载，故应认为中标通知书到达投标人时双方当事人已就租赁合同内容达成合意。该合意与主要目的为签订本约合同的预约合意存在区别，应认为租赁合同在中标通知书送达时成立。中标通知书送达后签订的书面合同，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其实质性内容应与招投标文件一致，因此应为租赁合同成立后法律要求的书面确认形式，而非新的合同。由于中标通知书送达后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已成立，故研究所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是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另行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使当事人对标的、数量以及价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但如果约定将来一定期间仍须另行订立合同，就应认定该约定是预约而非本约。当事人在签订预约合同后，已经实施交付标的物或者支付价款等履行行为，应当认定当事人以行为的方式订立了本约合同。
2006年9月20日，某实业公司与某通讯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书》，对买卖诉争房屋的位置、面积及总价款等事宜作出约定，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本协议原则下磋商确定购房合同及付款方式，第五条约定本协议在双方就诉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自动失效。通讯公司向实业公司的股东某纤维公司共转款1000万元，纤维公司为此出具定金收据两张，金额均为500万元。次年1月4日，实业公司向通讯公司交付了诉争房屋，此后该房屋一直由通讯公司使用。2009年9月28日，通讯公司发出《商函》给实业公司，该函的内容为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且房地产销售价格整体下调，请求实业公司将诉争房屋的价格下调至6000万元左右。当天，实业公司发函给通讯公司，要求其在30日内派员协商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通讯公司于次日回函表示同意商谈购房事宜，商谈时间为同年10月9日。2009年10月10日，实业公司发函致通讯公司，要求通讯公司对其拟定的《房屋买卖合同》作出回复。当月12日，通讯公司回函对其已收到上述合同文本作出确认。2009年11月12日，实业公司发函给通讯公司，函件内容为双方因对买卖合同的诸多重大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未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故双方并未成立买卖关系，通讯公司应支付场地使用费。通讯公司于当月17日回函，称双方已实际履行了房屋买卖义务，其系合法占有诉争房屋，故无需支付场地占用费。2010年3月3日，实业公司发函给通讯公司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解除其与通讯公司签订于2006年9月20日的《购房协议书》，且要求通讯公司腾出诉争房屋并支付场地使用费、退还定金。通讯公司以其与实业公司就诉争房屋的买卖问题签订了《购房协议书》，且其已支付1000万元定金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实业公司亦已将诉争房屋交付给其使用，双方之间的《购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以已实际履行为由，认为其与实业公司于2006年9月20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已成立并合法有效，请求判令实业公司向其履行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义务。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且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不过，仅就案涉《购房协议书》而言，虽然其性质应为预约，但结合双方当事人在订立《购房协议书》之后的履行事实，实业公司与通讯公司之间已经成立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对于当事人之间存在预约还是本约关系，不能仅凭一份孤立的协议就简单地加以认定，而是应当综合审查相关协议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嗣后为达成交易进行的磋商甚至具体的履行行为等事实，从中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据此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准确的界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购房协议书》时，作为买受人的通讯公司已经实际交付了定金并约定在一定条件下自动转为购房款，作为出卖人的实业公司也接受了通讯公司的交付。在签订《购房协议书》的三个多月后，实业公司将合同项下的房屋交付给了通讯公司，通讯公司接受了该交付。而根据《购房协议书》的预约性质，实业公司交付房屋的行为不应视为对该合同的履行，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租赁等其他有偿使用房屋的法律关系的情形下，实业公司的该行为应认定为系基于与通讯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而为的交付。据此，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买卖房屋的合意，成立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
案涉交易符合以票据贴现为手段的多链条融资交易的基本特征。案涉《回购协议》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目的是借用银行承兑汇票买入返售的形式为某甲银行向实际用资人提供资金通道，真实合意是资金通道合同。在资金通道合同项下，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过桥行提供资金通道服务，由出资银行提供所需划转的资金并支付相应的服务费，过桥行无交付票据的义务，但应根据其过错对出资银行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票据中介王某与某甲银行票据部员工姚某等联系以开展票据回购交易的方式进行融资，2015年3月至12月间，双方共完成60笔交易。交易的模式是：姚某与王某达成票据融资的合意后，姚某与王某分别联系为两者之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划转服务的银行即过桥行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包括某乙银行、某丙银行、某丁银行等。所有的交易资金最终通过过桥行流入由王某控制的企业账户中；在票据的交付上，王某从持票企业收购票据后，通过其控制的村镇银行完成票据贴现，并直接向某甲银行交付。资金通道或过桥的特点是过桥行不需要见票、验票、垫资，没有资金风险，仅收取利差。票据回购到期后，由于王某与姚某等人串通以虚假票据入库，致使某甲银行的资金遭受损失，王某与姚某等人亦因票据诈骗、挪用资金等行为被判处承担刑事责任。之后，某甲银行以其与某乙银行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回购合同》）为据，以其与某乙银行开展票据回购交易而某乙银行未能如期交付票据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某乙银行承担回购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生效判决认为：《回购合同》系双方虚假合意，该虚假合意隐藏的真实合意是由某乙银行为某甲银行提供资金通道服务，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资金通道合同法律关系。具体理由为：第一，某甲银行明知以票据回购形式提供融资发生在其与王某之间，亦明知是在无票据作为担保的情况下向王某融出资金，而某乙银行等过桥行仅凭某甲银行提供的票据清单开展交易，为其提供通道服务。因此，本案是以票据贴现为手段，以票据清单交易为形式的多链条融资模式，某甲银行是实际出资行，王某是实际用资人，某乙银行是过桥行。第二，某甲银行与某乙银行之间不交票、不背书，仅凭清单交易的事实可以证明，《回购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合意。第三，案涉交易存在不符合正常票据回购交易顺序的倒打款，进一步说明《回购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回购合同》表面约定的票据回购系双方的虚假意思而无效；隐藏的资金通道合同违反了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原则，且扰乱了票据市场交易秩序、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的资金通道合同属于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应为无效。在《回购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某甲银行请求某乙银行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但某乙银行应根据其过错对某甲银行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根据合同内容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
当事人签订具有合作性质的长期性合同，因政策变化对当事人履行合同产生影响，但该变化不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按照变化后的政策要求予以调整亦不影响合同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不会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该当事人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当事人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守约方不同意终止合同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但双方当事人丧失合作可能性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应根据违约方的请求判令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判决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019年初，某村村委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甲方）与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就某村村域范围内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签订经营协议，约定经营期限50年。2019年底，某村所在市辖区水务局将经营范围内河沟两侧划定为城市蓝线，对蓝线范围内的建设活动进行管理。2019年11月左右，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得知河沟两侧被划定为城市蓝线。2020年5月11日，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书面通知要求解除相关协议。经调查，经营协议确定的范围绝大部分不在蓝线范围内，且对河道治理验收合格就能对在蓝线范围内的部分地域进行开发建设。
生效判决认为，双方约定就经营区域进行民宿与旅游开发建设，因流经某村村域的河道属于签订经营协议时既有的山区河道，不属于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城市蓝线主要是根据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标水体来进行地域界限划定，主要目的是为了水体保护和控制，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可在履行相应行政手续审批或符合政策文件的具体要求时继续进行开发活动，故城市蓝线划定不构成情势变更。某村村委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明确表示不再对经营范围进行民宿及旅游资源开发，属于违约一方。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以某村村委会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明确表示不再对经营范围进行民宿及旅游资源开发，某村村委会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同意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双方已构成合同僵局。考虑到双方合同持续履行长达50年，须以双方自愿且相互信赖为前提，如不允许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既不利于充分发挥土地等资源的价值利用，又不利于双方利益的平衡保护，案涉经营协议已丧失继续履行的现实可行性，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应当终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合同成立后，因政策调整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因导致价格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涨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但是，合同涉及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的除外。
2015年至2016年，某控股株式会社与某利国际公司等先后签订《可转换公司债发行及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至2019年3月，某利国际公司欠付某控股株式会社款项6400余万元。2015年5月，某利公司与其母公司某利国际公司签订《贷款协议》，由某利国际公司向某利公司出借2.75亿元用于公司经营。同年6月，某利国际公司向某利公司发放了贷款。案涉《可转换公司债发行及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贷款协议》均约定了仲裁条款。某控股株式会社认为某利国际公司怠于行使对某利公司的债权，影响了某控股株式会社到期债权的实现，遂提起代位权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某控股株式会社与某利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仲裁协议，但某控股株式会社向某利公司行使代位权时，应受某利公司与某利国际公司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相关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排除了人民法院的管辖，故裁定驳回某控股株式会社的起诉。某控股株式会社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的规定，裁定撤销一审裁定，移送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审理。
生效裁判认为，虽然案涉合同中均约定了仲裁条款，但仲裁条款只约束签订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之外的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并非债权转让引起的诉讼，某控股株式会社既非《贷款协议》的当事人，亦非该协议权利义务的受让人，一审法院认为某控股株式会社行使代位权时应受某利公司与某利国际公司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缺乏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主管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或者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就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中止代位权诉讼。
周某因丁某未能履行双方订立的加油卡买卖合同，于2020年8月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买卖合同并由丁某返还相关款项。生效判决对周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但未能执行到位。执行中，周某发现丁某于2020年6月至7月间向其母亲薛某转账87万余元，遂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请求撤销丁某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并同时主张薛某向丁某返还相关款项。
生效裁判认为，丁某在其基于加油卡买卖合同关系形成的债务未能履行的情况下，将名下银行卡中的款项无偿转账给其母亲薛某的行为客观上影响了债权人周某债权的实现。债权人周某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撤销权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丁某的行为被撤销后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薛某即丧失占有案涉款项的合法依据，应当负有返还义务，遂判决撤销丁某的行为、薛某向丁某返还相关款项。
2014年5月,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与孙某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房地产公司负有证照手续办理、项目招商、推广销售的义务，孙某承担全部建设资金的投入；房地产公司拟定的《项目销售整体推广方案》，应当与孙某协商并取得孙某书面认可；孙某投入500万元（保证金）资金后，如果销售额不足以支付工程款，孙某再投入500万元，如不到位按违约处理；孙某享有全权管理施工项目及承包商、施工场地权利，房地产公司支付施工方款项必须由孙某签字认可方能转款。
同年10月,房地产公司向孙某发出协调函,双方就第二笔500万元投资款是否达到支付条件产生分歧。2015年1月20日,房地产公司向孙某发出《关于履行的通知》,告知孙某5日内履行合作义务,向该公司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否则将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孙某在房地产公司发出协调函后,对其中提及的需要支付的工程款并未提出异议，亦未要求该公司提供依据，并于2015年1月23日向该公司发送回复函，要求该公司近日内尽快推出相关楼栋销售计划并取得其签字认可,尽快择期开盘销售，并尽快按合同约定设立项目资金管理共同账户。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向孙某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通知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孙某收到该函后，未对其形式和内容提出异议。2015年7月17日,孙某函告房地产公司,请该公司严格执行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同时告知“销售已近半月,望及时通报销售进展实况”。后孙某诉至法院，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合作开发房地产收益分红总价值3000万元；房地产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孙某给付违约金300万元。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孙某收到解除通知后，未对通知的形式和内容提出异议，亦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认定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孙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生效裁判认为，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向孙某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但该《解除合同告知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须以该公司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为前提。从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看，孙某第二次投入500万元资金附有前置条件，即房地产公司应当对案涉项目进行销售，只有在销售额不足以支付工程款时，才能要求孙某投入第二笔500万元。结合《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能否认定房地产公司作为守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应当审查该公司是否依约履行了己方合同义务。包括案涉项目何时开始销售，销售额是否足以支付工程款；房地产公司在房屋销售前后，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将《项目销售整体推广方案》报孙某审批；工程款的支付是否经由孙某签字等一系列事实。一审、二审法院未对上述涉及房地产公司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事实进行审理，即以孙某“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为由，认定《合作开发协议》已经解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方未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是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2012年6月7日,某实业发展公司与某棉纺织品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某实业发展公司委托某棉纺织品公司通过某银行向案外人某商贸公司发放贷款5000万元。该笔委托贷款后展期至2015年6月9日。某商贸公司在贷款期间所支付的利息,均已通过某棉纺织品公司支付给某实业发展公司。2015年6月2日,某商贸公司将5000万元本金归还某棉纺织品公司,但某棉纺织品公司未将该笔款项返还给某实业发展公司,形成本案诉讼。另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截至2015年12月31日,某实业发展公司欠某棉纺织品公司8296517.52元。某棉纺织品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向某实业发展公司送达《债务抵销通知书》,提出以其对某实业发展公司享有的8296517.52元债权抵销案涉5000万元本金债务。某实业发展公司以某棉纺织品公司未及时归还所欠款项为由诉至法院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要求某棉纺织品公司归还本息。在本案一审期间，某棉纺织品公司又以抗辩的形式就该笔债权向一审法院提出抵销，并提起反诉，后主动撤回反诉。
生效裁判认为，某棉纺织品公司据以行使抵销权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其对某实业发展公司负有的全部债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抵销，即某棉纺织品公司对某实业发展公司享有的8296517.52元债权，先用于抵销其对某实业发展公司负有的5000万元债务中的利息，然后再用于抵销本金。某棉纺织品公司有关8296517.52元先用于抵销5000万元本金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某石材公司与某采石公司签订《大理石方料买卖合同》，约定自某采石公司在某石材公司具备生产能力后前两年每月保证供应石料1200立方米至1500立方米。合同约定的大理石方料收方价格根据体积大小，主要有两类售价：每立方米350元和每立方米300元。自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某采石公司向某石材公司供应了部分石料，但此后某采石公司未向某石材公司供货，某石材公司遂起诉主张某采石公司承担未按照合同供货的违约损失。某采石公司提供的评估报告显示荒料单价为每立方米715.64元。
2018年7月21日，柴某与某管理公司签订《资产管理服务合同》，约定：柴某委托某管理公司管理运营涉案房屋，用于居住；管理期限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2021年10月16日止。合同签订后，柴某依约向某管理公司交付了房屋。某管理公司向柴某支付了服务质量保证金，以及至2020年10月16日的租金。后某管理公司与柴某协商合同解除事宜，但未能达成一致，某管理公司向柴某邮寄解约通知函及该公司单方签章的结算协议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通知柴某该公司决定于2020年11月3日解除《资产管理服务合同》。柴某对某管理公司的单方解除行为不予认可。2020年12月29日，某管理公司向柴某签约时留存并认可的手机号码发送解约完成通知及房屋密码锁的密码。2021年10月8日，法院判决终止双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柴某起诉请求某管理公司支付2020年10月17日至2021年10月16日房屋租金114577.2元及逾期利息、违约金19096.2元、未履行租期年度对应的空置期部分折算金额7956.75元等。
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合同终止前，某管理公司应当依约向柴某支付租金。但鉴于某管理公司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向柴某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向其发送房屋密码锁密码，而柴某一直拒绝接收房屋，造成涉案房屋的长期空置。因此，柴某应当对其扩大损失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在案证据等因素，酌情支持柴某主张的房屋租金至某管理公司向其发送电子密码后一个月，即2021年1月30日，应付租金为3341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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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迷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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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残联近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有8500万残障群体，其中包含1700万视障人群。借助读屏软件和APP的无障碍优化设计，他们能获取手机里的大部分信息。但手指在屏幕上穿梭就像一场冒险，如何避开障碍似乎全凭运气：新更新的APP可能还不如上一版好用；操作半天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最后一步可能突然无法读屏，他们只能求助其他人。
“过去我们总强调环境无障碍，修盲道、去台阶，其实我们还需要信息无障碍的不断完善。”12月1日，在由中国传媒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无障碍信息传播与人权保障”研讨会上，中国信息无障碍专家、北京市盲人协会副主席曹军提到了当下这一群体遇到的信息壁垒。他强调，只有信息无障碍足够普及，才能让残障人士的文化生活、工作更便捷，逐步拉近残疾人和健全人的距离。
他换了安卓手机，用指纹登录进入该行信用卡客户端APP，进行修改密码操作时，“打都打不开，键盘都出不来。”再打开该行APP，修改登录密码时，键盘也打不开，他需要打开读屏软件中的全屏文字识别功能，“也就是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模式，把页面看作一张图片，然后键盘才能出来，才能读屏。”
除此之外，以图片形式显示的文字，也不能直接被读屏软件识别，比如购物网站的产品详情页、银行APP活动页，“看起来是文字，其实都是以图片形式展示的，就需要用OCR识别功能，把图片转成文字。”图南说。一次，王洋在地图上搜索完目的地，发现无法点开路线或者查询地铁站点，只能打开全屏文字识别功能，再去点击。
“前几天，我登录一个一段时间没用过的某社交平台，就遇见这问题。”图南唯一的选择是找能看见的朋友帮忙，利用屏幕共享软件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让朋友远程操作。这种方式既麻烦，也有一定安全隐患。王洋有时会求助苹果手机的无障碍服务电话，也是通过屏幕共享，按照对方的指导来操作，“人家会告诉我，手放在哪个位置，向左还是向右滑动，什么时候松手。”
对不少互联网产品来说，残障群体在用户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做无障碍优化的投入不算小。“能让多少用户受益？又能带来多少用户量增长？会不会带来风险？需要投入多少就可以完全实现产品的无障碍改造？”企业的这些考量，让杨骅有些无奈，“他们本来就有非常多新功能还没来得及开发或优化，要去考虑一个不在他们KPI(关键绩效指标)里的事情，可能就没那么积极。”
“尤其是早些年，大部分团队对于无障碍、适老化改造是什么，一无所知。”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国内只有40多家互联网公司专门设立了负责企业产品信息无障碍的部门。“给他们反馈页面上某个按钮，读屏软件无法聚焦或者不能朗读，他会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现的’，他找不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读屏软件是什么，也不会通过读屏软件操作。”杨骅说。
残障群体的特点和需求，也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看见。这些年，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媒体的报道和残障群体的发声，信息无障碍的概念变得不那么陌生。2020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截至2022年5月，共有375家网站和手机应用在工信部的推动下完成了无障碍改造并通过评测。“目前国内每个类别里的主流互联网产品，多多少少都做了无障碍相关的优化和适配工作。”杨骅说。
今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这是一个基本法，整体是鼓励性质的，希望未来相关单位能根据法律制定更多具体政策，包括相应的奖惩措施，让法律更有落地性。”杨骅提到，在这方面，或许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残障人士和其他正常人员都能使用的产品，才能进入政府、学校等单位对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采购范围。比如，美国的条例508(Section 508)明确要求，美国各联邦机构在开发、采购、维护或使用电子信息技术时，必须保证残障人士与其他正常人员拥有同样的信息访问能力，否则，一旦收到用户的投诉，可能会面临诉讼和巨额赔款。
2023/12/06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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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俞金旻 郭懿萌 通讯员 陶一菁）近日，上海闵行警方全链条捣毁一个医疗机构、医生、“卡头”和医保卡出借者相互勾结，涉嫌以虚开诊疗、药品为手段诈骗医保基金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初步查明涉案金额逾300万元。犯罪团伙获取的医保卡。图源：上海闵行警方7月初，闵行“医保卫士守护系统”发现一条预警数据，根据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专项工作机制，闵行公安分局联合区医保局深入研判，发现本市静安区某中医门诊部结算数据异常，存在21张医保卡“人卡分离”、高频买药、频繁结算等异常情况，怀疑存在医保诈骗犯罪行为，遂立案侦查。闵行公安分局迅速成立由刑侦支队牵头的专案组，联合区医保局开展专案攻坚。经过对异常数据深度关联分析，专案组初步查明一个以吴某、史某、徐某等人为骨干成员的诈骗团伙，掌握了该团伙成员借用市民医保卡，大量开具推拿、针灸虚假诊疗及名贵中草药，套取高额医保基金的犯罪事实。10月18日上午5时许，专案组调动80余名警力，兵分多路，在本市浦东、嘉定、静安、普陀、宝山、奉贤等地同步收网，一举将以吴某为首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现场缴获医保卡30余张，资金账册数本，并对该中医门诊部进行查封。民警正在查案。图源：上海闵行警方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其中，吴某为该中医门诊部实际负责人、史某等11人为医生、徐某为“卡头”。徐某通过收集多张本市参保人员医保卡，至门诊部大量开具虚假的诊疗项目及中草药处方，通过医保账户支付大部分费用，待医保基金结算至门诊部后，再通过现金返利、虚开工资等手段分赃，经和医保部门初步核定，“卡头”团队共计套现46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徐某等15人因涉嫌诈骗罪被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警方提示：广大市民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切勿因贪图蝇头小利，参与违法活动。校对 李立军
2023/12/06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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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COP28中国角举办“绿色金融与气候应对：中国银行业的角色与机遇”边会。赵英民表示，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2022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超过51%，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7.5%，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目前，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已制定发布了碳达峰实施方案。
2023/12/06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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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各国雄心勃勃，想迅速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公约》，甚至建立一个世界人权法院。然而，各国很快发现，东西方两个阵营的主张及其侧重点并不一致，短时间内达成严格的、法律意义的人权公约并不现实。因此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对于各方来说，更务实的方案是，先通过一个宣示性的宣言，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启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进程。
柳华文：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与起草宣言的张彭春，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并担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是宣言起草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主张将“良心”(conscience)等理念写入宣言，向其他国家代表解释中国的人权概念，并运用儒家原则创造性地解决谈判过程中的许多僵局，使冲突的代表之间达成妥协，获得其他成员的赞赏。此外，张彭春还坚持要求去掉宣言中关于“上帝”“自然法”的狭隘提法，在他的努力下，各国代表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使宣言的最终文本更具有普遍性。
柳华文：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直到1966年，称为“人权两公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才获得通过，三者合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此后，一系列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陆续产生。2006年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禁止强迫失踪公约》，是最新通过的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这些具体的人权条约都会在序言中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并以之为基础。可见，宣言开启的国际人权法发展进程是动态发展的，脚步不曾停歇。
《世界人权宣言》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深刻感召力。联合国后续的人权宣言、人权条约不断重申并据以发展国际人权法，地区的人权机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承认宣言的精神。联合国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发行了大量纪念邮票等，定期纪念并弘扬宣言精神。目前，《世界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文本，创造并仍在不断刷新这一世界纪录，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共同愿望和理想。
与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实现人权的机会和潜力相比，现实中世界人权事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贫困仍在困扰人类，流行性疾病的威胁依旧，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都增加了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世界之问、时代之问需要各方的回答和应对。
柳华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和启示。作为国际人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中国多次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批准并认真落实多个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在实践中香港一码一特期期中，中国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对话、交流和合作，以和平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反对借人权干涉内政或者搞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和政治对抗。
~2023/12/06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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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篇名为“绿隔绩”，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表和生动形象的案例展示，全面呈现了首都绿化隔离地区实施三十年来的关键成效。对比总结多个大城市绿带的建设实施历程，总结自1930年代末全球各大城市陆续实施绿带建设至今的经验，对比分析得出首都绿化隔离地区空间规模大、与市中心距离近、城绿关系紧密、生态价值优的特点。
2023/12/06 推荐